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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片断]情有“大爱”——心有开心

归档日期:03-13       文本归类:芗草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编者的话:“奉献”这个词说了多少年,但谁能说清楚奉献是精神概念还是物质概念,奉献的判定标准应是主观动机还是客观结果,奉献是否可以划分不同的境界层次,奉献的含义是否会随社会发展而变化?

  这期《人生片断》介绍的3个人,平凡而伟大。说他们平凡,他们只是在各自的领域里努力做得不错;说他们伟大,是因为他们对社会、对事业都心中有大爱,并且,还能从对社会的无私奉献中体验生命的快乐。像苏州有名的滑稽剧演员顾芗,放弃了很多商演的机会,甘愿常年在基层演出;自发组织心连心艺术团的叶翔更是把文化下乡当作一项崇高的事业来做,在艰苦的环境中,把自己的才艺奉献给成千上万普通百姓;曾身为国家干部的胡朝相,当官为民,还不辞辛苦……

  面对这些讲奉献的事例和人物,我们应该还原那种内心的、真实的情感,然后用很自然地心态去理解他们。

  有人说人追求真正的幸福和快乐只能通过心灵的释放得到满足,所以人不能活在别人的眼光中,也不能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更不能只关心自己,只为自己患得患失,成为自私的、物质和名利的奴隶。也许有人一时还不能理解我们这期介绍的这3个人对社会奉献大爱之后所得到的那种快乐。事实上,他们虽然失去了很多物质利益,而他们的热情又常常不被人理解,但他们所得到的快乐和满足肯定会比那些整天为自己的名利患得患失的人要多得多。我想,这应该是我们最应该体会的生命意义吧。

  让我们试着像他们那样去生活、去工作,点燃心中的激情,在为社会奉献中获得真正的快乐和满足。

  顾芗,“芗”,草字头下面一个“乡村”的“乡”,字典上解释是一种调味的香草,好像从娘胎里出来,命运注定她要做“调味品”。结果呢,她17岁下乡当知青,20岁进江苏省金湖县文工团,30岁跨进了苏州市滑稽剧团的大门,精心为百姓生活制作笑料调味品。

  演艺界有句名言:“认认真真唱戏,清清白白做人。”苏州市滑稽剧团是前辈们倾注了毕生心血打造的一块艺术品牌,《苏州两公差》、《满意不满意》等一大批优秀剧目犹如高山流水,早已誉满剧坛。可顾芗说,当演员,清清白白、认认真真不难,难的是承上启下。

  从上世纪80年代初,顾芗在《小小得月楼》里扮演服务员乔妹到现在,已在舞台上塑造了20多个不同的人物形象。“师傅领进门,修行靠自身”。渐渐地,她不满足于在台上“摔包袱”,“放噱头”,开始苦苦寻找喜剧最核心的精神内涵,寻找人物性格的审美价值,寻找笑声过后的思考。

  1996年,团里让顾芗在《一二三,起步走》里扮演15岁的山村女孩“安小花”。无论是年龄还是经历,两者之间似乎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而在此以前,顾芗夜夜难眠,如同十月怀胎,经历着负重拼搏的艰难和“一朝分娩”的阵痛。当他们在雷州半岛演出时,一位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守在后台,非要“安小花”转交给戏中的角色那位生病的苏老师几十元钱。面对小姑娘流泪的双眼,顾芗被深深地感动了,这对一个演员来说,是比鲜花和掌声珍贵百倍的奖赏啊!

  顾芗被评为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艺术工作者,她说这个称号让她很受鼓舞,因为她实在难忘和剧团曾在两个多月的时间,一口气演了267场。有一次在24个小时内,辗转三个城市之间连演3场。装台、拆台,化妆、卸妆、装车、卸车……无论在电影院,还是在露天大操场,就这样一场一场地搏,一个码头一个码头地跑,硬是创造了《一二三,起步走》在8年中大改约十多次、小改不计其数,演出3600多场的骄人记录,她说她是在一路的风霜雨雪中品尝着人生的快乐。

  荣誉,是人生的光环,人生因有了荣誉而出彩。顾芗说:“在35年的舞台生涯中,我所得的荣誉,挂起来是堵墙,铺开来是条路。其实我心里也有不平衡的时候,看着一些“能人”十几万、几十万地为自己创造财富,我也算是笑星啊,也有人请我去拍电视啊,我和张克勤是滑稽界唯一的“梅花”搭档,出场费也可拿到几万,一年中邀请演出也有那么几十次。还有我的另一个搭档、国家一级编剧陆伦章,我们的优势十分明显,但我不能那样做。因为,“我的身后是一个哺育我、帮助我成长的团队,是一个为建设先进文化默默奉献的光荣集体,因为在无数荣誉面前,我最看重

  现在的戏剧市场并不太好,像顾芗这样的“重量级”闪亮登门,有时也免不了看别人脸色,免不了求爷爷告奶奶。经常是在剧团休整或换码头的间隙,顾芗就见缝插针,风风火火地赶路。台上,她是主角,台下,她是“龙套”。有人说,顾芗出场,台上的戏活了,顾芗出场,前台的路就宽了。可有人很不理解,一个几乎囊括了中国戏剧所有大奖的演员,甘于默默无闻为剧团演出“打前站”,但她却乐此不疲。

  好像是上天在嫉妒她的快乐,或是想让她的快乐更纯粹一些,有意拿出一些苦难来考验她。顾芗在一次外省巡演回来,发现妈妈突发脑中风,看见妈妈嘴是歪的,脚是瘸的,一阵辛酸涌上心头。又一次,她发现自己甲状腺上长了个肿瘤,医生悄悄告诉剧团领导:顾芗同志颈部患有淋巴肿瘤,化验呈阳性,要立即住院手术。而恰恰就在此时,湖北十堰方面坚持首场演出必须由顾芗主演。顾芗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演出的征途,把中风的妈妈,准备高考的女儿,统统丢给了自己的丈夫。顾芗有时想,也许丈夫后悔娶了一个“跑码头”的女人,也许他嫉妒剧场的笑声夺走了家的温馨。她说,我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直到我被检查确诊为淋巴肿瘤并怀疑为恶性时,当我被推进手术室的那一刻,他突然一把抓住医生的手问:“医生,开刀会影响她的声带吗?”轻轻一句话,胜过千万个吻,那一刻我掉泪了。

  经过切片,确诊肿瘤是良性。就在顾芗治疗康复不久,她的父亲被确诊为胰腺癌晚期。父亲是一个开朗乐观的铁路工人。人们常说“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顾芗不是枕着河水长大的,而是枕着铁轨长大的。顾芗说:“自从我选择了舞台的那天起,父女俩就像铁轨一样,相互牵挂,却咫尺千里。作为女儿非常愧疚,几十年忙于工作、忙于演出,几乎没有为爸爸敲过一次背,捏过一次肩。可在他连续七天滴水不进的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还在关心顾芗“开码头”,盘算着几点钟的火车,赶几点钟的汽车可以正点到达演出地点。爸爸说,只要你作出成绩来,就是对爸爸最好的回报,就是“最大的孝顺”!……顾芗告诉记者,“作为演员,我拥有千千万万的观众。作为女儿,我只有一个爸爸,爸爸走了,走得那样匆忙,我多么想大哭一场,可是我不能,因为我还有演出在身,我怕哭哑了嗓子对不起观众,我把悲伤藏在心里”。

  有人把喜剧称为“春天的神话”。因为春天是生机盎然的季节,不论是嘲讽的笑,幽默的笑,还是歌颂性的笑,苏州滑稽戏艺术的与时俱进已成为人与社会和谐与生机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顾芗说,她总有一天要走下舞

  在这个硕果飘香的季节,顾芗又站到了新的起跑线上,继续背起行囊,走南闯北“跑码头”了。有人在背后说“顾芗这样玩命,迟早要倒在舞台上。”对此,顾芗并不忌讳。她说,在她的生命记录中,没有逗号、顿号,只有冲锋号。“我是笑的使者,只有老百姓快乐了,我才快乐。我要将短暂的生命化作铿锵的车轮声和长鸣的汽笛,用毕生的心血完成一个夙愿:要让广大老百姓记住给你带来快乐的人,她的名字就叫———人民的演员。”

  叶翔“文革”前从天津音乐学院毕业就去了河北省的河北梆子剧院,在那一干就是20年。这20年里他吹过单簧管、拉过二胡、手风琴,还弹过电子琴,因为长年下基层给厂矿企业农村演出,和当地的老百姓感情特别深。虽然,没有作出什么耀眼的事迹,但基层演出的艰辛和清苦,反而加深了他对演艺事业的热爱。

  1988年在院团改革中,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三个团合并为两个团,有不少人被划分在团外,叶翔和一些年轻人不甘心转行和自己所学的专业荒废,也为了适应市场,自发组成了一个艺术团,结果,大伙信任叶翔这个从来没想过、也没当过领导的人,让他当了团长。上任那天叶翔对团里的同志们说:“一年之内没有成就,我马上辞职。”在自生自灭、一穷二白前景中,这支充满改革精神的团队,由大家集资,购买了简单的音响、灯光、服装、乐器开始了创业之路。

  当时叶翔组的这个团既没有一个叫得响的团名,又没有叫得响的演员,更没有拿得出手的设备,在激烈的竞争中,根本无法在城市落脚。于是大家走县城、走基层、走农村。为了节约开支、节约用人,叶翔既是剧团的外联,又是编导、乐队演奏员,既当团长又当舞台搬运工,既当油漆工又当伙食管理员。全团所有的道具箱子几乎都是他和同伴一钉一锤、一锯一刨做出来的。

  出外演出时他往往是清晨五六点租自行车、乘公共汽车或火车四处去跑“台口”,傍晚返回到演出地点登台参加演出,第二天依然如此。每逢过年、过节,别人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叶翔却要四处奔波寻找“台口”。但叶翔说,每次看到基层群众看演出时的满足感和高兴劲,他心里也是快乐的。

  五年的创业,在深入基层、深入河北老、少、边、穷地区的道路上,他靠着真心实意为基层服务的热忱,逐渐开拓和占领了演出市场。在频频的演出中,文艺为大众服务的意识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后来叶翔萌生了这样一个念头,既然我们服务的对象是人民大众,河北依然贫穷落后的老、少、边、穷地区,我们应该和人民大众“心连心”,于是剧团更名为“河北省心连心艺术团”。

  他们团可是率先在全国文艺院团中叫响了“心连心”的,也终于在1995年1月19日由省委、省政府正式授牌,从此“河北省心连心艺术团”更坚持了为基层群众演出服务的决心。

  1997年叶翔又提出了“文化下乡、走遍河北”的口号,至此河北省心连心艺术团把足迹留在了河北省所有的140个县的境内,被广大群众亲切地称为“活跃在燕赵大地上的文艺轻骑兵”。

  2000年以后,叶翔开始为团里培养后备人才。他的团里演员有不少在曲艺、魔术、歌唱、器乐等全国性大赛中得奖。为了弥补河北省戏剧节上没有音乐剧的空缺,叶翔创排了一部校园音乐剧《风筝》,叶翔是剧本的改编、导演和音乐设计者。

  2004年,心连心艺术团历时半年、行程3万公里,途经河北省西部太行山18个县和张承北部的12个县,为广大农民演出250多场,直接宣传群众100多万人次,这次名为“太行情,老区行”的巡演轰动了河北的西北部贫困地区。

  现在叶翔带领着河北省心连心艺术团又走过了一个十分难忘的年头。“太行情,老区行”巡演,在河北的文化史上也写下了重重的一笔。

  现在叶翔也即将退休,37年来,他从未离开过他热爱的事业和岗位,他当团长17年至今也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在自己至今还是40平米的住房兼办公室内办公。正是在这个小小的卧室中,他创造着省直院团连续十几年来演出场次之最。叶翔没有自己的专车,但却用演出的积累为演员们购置了时尚舒适的客车。

  叶翔领导的河北省心连心艺术团没有团址,也没有剧团演出以外的任何收人,但人均收入积累和固定资产却在不断上升。

  叶翔没有出过国,甚至没带领演职员去过苏、杭,但他把足迹留在了河北省境内的所有市(县),把剧团带进了一个又一个解放50多年来没去过剧团的村落。被老百姓称为“看得见、请得来”的剧团。叶翔说:“我选择了‘心连心’,选择了‘上山下乡’。这么做,我辛苦,但我快乐!”

  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人口过剩及资源衰竭等问题,使人类又出现回归自然、追求古朴的社会文化心态。上世纪70年代,生态博物馆在法国出现,它将自然地理、社区居民生活方式及其整个社区的文化记忆一并保护起来,社区居民是博物馆的主人和管理者,由他们自觉地推动社区经济和文化可持续发展。

  生态博物馆理念和运动,是对把文物与其环境的联系割断,加以收藏、展示的博物馆传统思维方式的颠覆,它一出现就受到那些希望对传统博物馆改革人士的认同和追捧,目前世界上已建成300多座生态博物馆。1998年,生态博物馆在中国贵州落户。迄今,我国已建成九个生态博物馆。其中,贵州四个、广西四个、内蒙古一个。

  1986年,时任贵州省文物局文物处处长的胡朝相拿着从省里要来的10万元钱,找到贵阳市花溪区镇山村35岁的村长班友益,让他动员村子里的男女劳力出工修一条通向山下的路,让那位穿着“补巴”衣服的年轻人惊愕地以为听错了。

  镇山村虽然距省城贵阳只有21公里,这个扎在半上腰上的村寨却没有一条正式的路通往外界,村民们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空间。

  追溯起来,这是一个有着民族融和历史的典型村寨。明万历28年(公元1600年),贵州遵义地区的土酋杨应龙造反,明朝廷调集20万军队平息叛乱后,派江西人李仁宇将军入黔屯居镇山,并与布依族女子班氏结缘,生二子,分别姓李和班。

  400年来,延续了17代的班、李两姓仍和睦相处。村寨融和了汉族和布衣族文化,既有汉族文化特点的木雕门窗装饰的三合院、堂屋神龛上供奉着“天地群亲师”祖宗牌位,李仁宇将军当年修建的武庙等历史遗存,又有代表布依文化的石板房建筑、纺织刺绣等,每年正月十五还有传统的“跳厂”、“三月三”、“六月六”等民俗风情持续不衰。

  胡朝相曾多次考察这个村寨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它与国际生态博物馆的理念不谋而合,有自己完整的文化历史与民俗风情,至今仍生生不息,但交通闭塞,又使村里人面临难耐的贫困。

  1995年,胡朝相找到国家博物馆研究员苏东海先生,希望他帮助贵州建立不同于传统博物馆的新型博物馆。在中国和挪威政府及专家的共同努力下,镇山村继贵州省梭嘎生态博物馆之后建立了国内第二座生态博物馆。

  曲折山道通向每户人家,沉寂数百年的无名小寨也变成时尚旅游景点。村里人从穷的吃不起饭外出打工,到回家开办“农家乐”,每年的收入达一二十万元。

  与文化程度高、自愿投入社区保护和建设的西方国家的生态博物馆不同,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大都建在封闭、偏远的山区,带有中国特色的扶贫性质,社区居民对自己文化和环境的认识尚出于不“自觉”阶段。

  要让有了自信心、富裕起来的村寨人学会自觉地进行管理,是胡朝相最惦念的。近20年,他来镇山村已80多次,村里大事小情就是自己的事,他说:“我为镇山费了好大力气,要是搞坏得挨多少骂。”

  布衣族李老汉是村寨里的文化人,家里的老房子收拾的干净整洁,还为媳妇、女儿们纺织、绣花的布衣族服饰、鞋帽设了一个展室,成了村里的旅游景点,胡朝相希望他成为村里自我管理的带头人。

  两位老者围炉座谈,胡朝相说:“老房子保护得越好,客人来得越多,要是每家每户都做到你这样多好。村口修了一个红色三角形厕所,花了30万元,太丑,跟村子风格不协调。”

  李老汉回道:“完全是上面的问题,尽瞎管!想吸引客人,又要防止村民用,客人来得少,就干脆拿大锁把门锁了,这不是浪费吗?”

  李老汉最近写了一本介绍布衣族婚俗的书,他向胡朝相诉委屈:“我宣扬祖宗文化,村里有人说我是卖祖宗。”

  胡朝相说:“中国人把自己的三皇五帝写出来,是卖祖宗?这个站不住脚,现在各地都在搞自己的文化。”

  眼看着依山傍水的镇山村人气骤旺,连外村人也挤进来挣钱,房子越盖越密、越盖越高。为了保护村寨原貌,现在又在邻近开辟一处新区,但村民宁愿守着老宅也决不愿搬迁到新区,要劝说村寨居民不急功近利、放眼未来还需要时间。

  生态博物馆在中国还是一个新鲜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迈进,对于多民族的千年文明古国来说,文化保护的工作量巨大、意义深远。

  今年初,在贵州省黎平县茅贡乡创办的侗族地扪人文生态博物馆,另辟蹊径,它由香港明德创意集团资助近200万元、地方政府配套50万元建成的,胡朝相是这个机构的一个重要的合作者。

  从文物处长位置退休,胡朝相还原为民间人士,传播生态博物馆观念、保护传统文化的事业并没有因此而止步。过去,他以公务员的身份通过国家行政手段来保护传统文化,现在,他的眼光更宽广了,他说,应该把生态博物馆的观念传播到民间,让更多的民间人士投入对自己生态文化环境的保护,仅有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

  地理位置使贵州历史上远离主流文化、成为充军发配的荒蛮流放地。地处偏远封闭,却也因祸得福,沉积保留了汉族移民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诸多生态形式。目前,被专家公认的就有布依族、苗族、侗族、汉族四个原生态社区群落,构成贵州独特的生态博物馆群落。对于贵州省生态博物馆实施小组组长胡朝相来说,在贵州这个多民族省份保护文化的多样性还有许多事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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